在感染性疾病的科學研究中，協同創新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協同創新，我們可以擴大合作范圍，整合臨床病例、科研平臺、人才骨干和經費投入等各方面資源。通過優化配置、補齊短板，不僅可以加快科研進程，還可以深入全面地認識其中的科學規律，進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感染性疾病簡稱感染病，包括傳染病和非傳染性疾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感染病占人類全部死因的25%以上，是人類健康的“頭號殺手”。

新冠病毒感染就是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新冠疫情期間，中國科學院院士、解放軍總醫院第五醫學中心感染病醫學部主任王福生帶領的團隊發布了全球首份新冠病毒感染病理報告。

王福生長期從事感染病的臨床診治、科學研究及生物安全工作。在第十三個“世界肝炎日”相關活動上，他再次就相關知識進行了科普。那么，在感染病學領域我們做了哪些原創性工作？如何讓臨床和科研更好地結合？我國感染病學科體系與防控研究面臨哪些挑戰？科技日報記者就相關問題對王福生進行了專訪。

傳染病研究水平顯著提升

記者：能否結合您的科研經歷，談談感染病學的研究現狀和原創性工作？

王福生：新中國成立以來，鼠疫、霍亂、傷寒、麻風等一些嚴重傳染性疾病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通過全國大規模宣傳計劃免疫、推廣接種疫苗等措施，我國傳染病的發病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天花、脊髓灰質炎、絲蟲病、新生兒破傷風、瘧疾基本被消除，乙肝的新發病例數逐年下降。我國傳染病的科學研究水平目前也已顯著提升，無論是體系和平臺建設，還是人才培養和科技創新等各個方面，均達到國際前沿水平。

在與重大及新突發傳染病不斷斗爭的過程中，我們的團隊也開展了一些原創性工作。在艾滋病的研究方面，我們針對艾滋病免疫致病機制進行了深入研究，探索了同種異體過繼免疫療法、干細胞治療等技術，幫助艾滋病患者實現免疫重建，力求功能性治愈。在慢性乙肝研究方面，首次提出乙肝臨床轉歸中免疫應答“爬坡假說”的原創性理論，開展了過繼免疫細胞治療、間充質干細胞治療等多種新型免疫療法的臨床轉化研究，改善了慢性乙肝及重癥肝病患者的治療效果。目前，我們正在開展兒童乙肝的臨床抗病毒治療和對相關機制的研究。

記者：從臨床科研角度看，為什么病毒性肝炎防治會遇到“篩查率低、就診率低、治療率低”這三大“攔路虎”？當前我國相關科研進展如何？

王福生：為消除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等感染造成的疾病負擔，及時對感染患者進行抗病毒治療十分必要。慢性丙型肝炎已進入直接抗病毒藥物（DAA）治愈的時代，患者一般經過3個月左右的抗病毒治療后，99%以上均能夠達到臨床治愈。然而，對HBV引起的慢性乙肝，目前臨床上依然存在感染者“篩查率低、就診率低、治療率低”等難題。

大部分慢性乙肝患者身處經濟較落后的地區，這可能是造成HBV感染者篩查率及就診率低的主要原因。而針對乙肝治愈率低這一問題，我認為主要存在以下原因。從病毒學方面，HBV感染者具有體內病毒大量復制、病毒抗原及病毒庫（cccDNA）持續存在等特點；從免疫學方面，感染者體內大量病毒抗原的存在導致特異性效應T細胞和B細胞功能耗竭或功能缺陷，尤其是在肝臟內原位免疫中缺乏抗病毒特異性免疫應答；抗病毒治療方面，現有藥物可有效抑制病毒復制，但很難清除體內的cccDNA、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BsAg）。目前，成人慢性乙肝抗病毒治療藥物的治愈率很低，5年連續抗病毒治療治愈率仍然低于8%。但與成人慢性乙肝相比，兒童慢性乙肝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療有較高的臨床治愈率，1—3歲治愈率可達50%以上，且年齡越小、治療越早，患兒的治愈率越高，但其中的免疫學機制等還需進一步探究。總之，無論是慢性乙肝還是慢性丙肝，都應主動篩查、早診早治，這樣患者才能實現更好的臨床獲益。

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

記者：這些年，您多次參與重大傳染病疫情的臨床救治。能否介紹一下目前傳染病疫情防控和救治領域的研究進展？

王福生：2003年發生的SARS疫情，暴露出此前我國在傳染病疫情應急處置方面存在的問題。SARS疫情后，重大和新突發傳染病的防治更加受到重視，相關部門設置了重大傳染病防治的科技專項。同時，不僅關注臨床和科研能力的提升以及相關科研平臺的建設，更注重傳染病人才隊伍的培養。例如，將高級別生物安全實驗室建設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顯著提升了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和質量；通過核心技術突破和關鍵技術集成，有力提升了我國傳染病科學自主防控和創新能力，為有效應對重大突發疫情提供了強有力的科技支撐。

新冠疫情時期，在科技攻關方面，借助前沿現代醫學技術，我國在一周內分離出病原體，最早報道了新冠患者肺部病理特征，同時揭示了相關的免疫治病機制，為新型藥物、疫苗研發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外，我們還建立了病原體多種綜合檢測方法與體系，構建了全球最大的突發急性傳染病預警、監測、實驗研究體系。

在臨床救治方面，我們加強了重癥傳染病的應急救治技術研究，建立了重癥化預測指標體系，制定了重癥病例救治指南，搭建了多學科的聯合診治平臺，建立健全分級、分層、分流的傳染病救治機制，創立了代表“中國模式”和“中國技術”的傳染病防治體系和平臺。整體上看，新冠疫情期間，我國感染病例和重癥病例的救治成功率均處于國際領先水平。

記者：一篇研究報告指出，協同創新是國際感染病科學研究的發展趨勢。能否介紹一下開展協同創新的必要性？我國在感染病科學研究領域開展協同創新的情況如何？

王福生：在感染性疾病的科學研究中，協同創新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協同創新，我們可以擴大合作范圍，整合臨床病例、科研平臺、人才骨干和經費投入等各方面資源。通過優化配置、補齊短板，不僅可以加快科研進程，還可以深入全面地認識其中的科學規律，進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在抗擊新冠疫情過程中，我們通過協同創新快速研發了基因測序技術以排查病原體序列，傳染病的檢測速度和準確率大大提高，有效控制了疫情的傳播。此外，通過協同創新，我們可以應用人工智能，通過大數據對疾病的傳播規律、防治模式進行分析，為政府、醫療機構和公眾提供更精準、更有效的傳染病防治方案。在當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國家更需要協同開展科學研究工作，切實解決難題。

加強醫、研、企三方聯合創新

記者：目前，我國感染病學科體系與防控研究面臨哪些挑戰？您認為我們應如何應對？

王福生：目前，我國感染病學科體系與防控研究還面臨著很多挑戰。首先，科研創新能力仍需要進一步加強。科學研究多數還處在“積累”“跟跑”階段，原創工作比較少，研究也比較分散，深度與力度不足，缺乏系統性。尤其在感染病的創新平臺、創新藥物、創新裝備等方面，能力不足，嚴重影響了學科持續快速發展。其次，高水平人才的培養不能滿足學科體系發展帶來的人才需求，專科醫師隊伍基礎素質尚待提高。第三，感染性疾病譜發生變化，種類變多。但病毒性肝炎以外的其他大多數傳染病發病率顯著降低，同時臨床科室分科越來越細，導致許多年輕醫生缺乏系統全面的傳染病患者救治歷練。部分地區或醫療機構對傳染病防治缺乏長遠謀劃，使感染病學科發展體系缺乏連續性。

我建議加強感染病醫療機構、研究所、企業的三方聯合創新，推進感染病科研創新能力的不斷提升，真正服務于傳染病防控。同時，加強系統培養，落實有利于傳染病診治與防控人員進步的具體措施，促進人才隊伍建設，完善人才梯隊。

記者：近年來，經濟全球化和醫學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客觀上對醫學人才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我國感染病學科人才隊伍的現狀如何？您對人才隊伍建設有何建議？

王福生：我國當前感染病學科人才隊伍建設還有很大提升空間。一是不少醫院的感染科招收優秀畢業生存在困難，畢業生普遍認為從事傳染病專業“待遇低”“風險大”“專業發展環境不佳”。二是應屆畢業生普遍對傳染病病種見得少，缺乏感性認識，傳染病基礎知識不足。三是傳染病教材內容及教學模式未能與時俱進。

我建議改善傳染病專業從業人員的工作待遇與環境，持續發展并重視傳染病的防治意識，提升崗位吸引力。同時，還要多途徑更新傳染病教學內容、完善教學方法，以提高傳染病專業的學科教育水平。

（科技日報記者 張強 通訊員 戴欣）